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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化“碎片”為整體的區(qū)域研究專著

文/翟慧文

【資料圖】

不同以往的人類學區(qū)域研究

即使身在珠三角，我和許多本土人一樣，對移民概念的理解都是碎片化的。這些“碎片”可能是偶然認識的廠工、小區(qū)的保安或掃地的阿姨。作為本地人，或許我們不會深究，不會探究這些移民群體從何而來，為何選擇來到這里，又將何去何從。

然而，這些碎片化的印象與敘事通過周大鳴教授的研究得以凝聚。他從湘潭移民到珠三角，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將這些碎片整理匯聚，最終形成一部區(qū)域研究著作：《珠三角移民與城市化研究》。

這部著作從人類學的整體性出發(fā)，從人口流動、社會轉型、社會網絡、社會融合、社會空間等多個方面，展現了珠三角地區(qū)從傳統(tǒng)城鎮(zhèn)化向著工業(yè)城鎮(zhèn)化和現代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壯闊畫卷。

他通過細致入微的敘述，將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身影和生活融入了一個更大的歷史圖景之中，所呈現的不僅是個體的移民經歷，更是一個群體、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發(fā)展變遷。這樣的研究視角和深度，讓人不禁關注這些移民群體背后的故事。

從改革開放的時代脈絡中，周大鳴老師早期的作品展現了珠三角地區(qū)鄉(xiāng)村都市化的發(fā)展過程。人口遷移是城市發(fā)展的重要風向，人口的流動與聚集影響著城市經濟發(fā)展的活力。因此，在周大鳴老師對于城市化過程的研究中，也包括了對外來勞動人口的研究。

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經濟》，乃至劉邵華的《我的涼山兄弟》，都是從孤立的村落出發(fā)，以小見大地闡釋人文社科的理論。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微觀村落的研究分析受到了質疑和批判，促使人類學從單一的村落向復雜的、區(qū)域的整體研究轉型。

經過三十載的研究積累，周大鳴老師向人們展現出了不同于過去人類學的區(qū)域研究作品。

揭示珠三角的特殊性和復雜性

《珠三角移民與城市化研究》從導論開始即引出了作品最核心的一條主線——從地域社會到移民社會。

開篇選擇了從歷史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角度切入，對珠三角地區(qū)的文化歷史進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讓讀者對珠三角地區(qū)的地域社會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也揭示了珠三角地區(qū)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先鋒地區(qū)的歷史特殊性和復雜性。

外來人口為珠三角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和聯系，增強了與其他地區(qū)和國家的互動與合作；然而，外來人口也帶來了一些挑戰(zhàn)和問題。

例如，外來人口增加了珠三角地區(qū)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壓力與難度，融合和溝通方面也存在一些障礙和沖突，需要更加有效的社會政策和措施來促進社會和諧。

隨著新能源汽車、5G通信、新型基礎設施等新興產業(yè)的發(fā)展，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增加，而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減少，這將進一步影響珠三角地區(qū)外來人口的規(guī)模和結構。

在鄉(xiāng)村都市化過程中，宗族企業(yè)是由一個村落的宗族共同成立經濟組織的代表。

這些企業(yè)具有中國特色，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利用宗族關系和文化資源降低交易成本、增強信任、凝聚力，并提高效率和競爭力。

然而，宗族企業(yè)在面對市場競爭和社會變遷時，也要克服宗族文化的弊端，實現宗族與市場、傳統(tǒng)與現代的平衡與融合。

為學術界提供重要方法論參考

書中還開創(chuàng)性地研究了在穗非洲導購中介商的生存情況，他們與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未連接或弱連接的空隙，這些空隙為他們提供了信息、資源和機會的優(yōu)勢。在穗非洲導購中介商的社會網絡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過客社團”這種新的移民理念，即他們既不完全融入當地社會，也不完全脫離原籍社會，而是在不同社會之間靈活地轉換身份和角色，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和需求。

在本書的第三部分，“二元社區(qū)”的概念貫穿對城市化發(fā)展歷程的研究。這是周大鳴老師在2000年研究珠三角外來工時提出的一個創(chuàng)新性概念，指由本地人和外來人口構成的兩個不同的社會系統(tǒng)，它們在分配制度、職業(yè)分布、消費娛樂、聚居方式和社會心理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和隔離，互不認同?！岸鐓^(qū)”理論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對珠三角地區(qū)移民與城市化發(fā)展的新視角和分析框架。

本書不僅為讀者提供了對于珠三角地區(qū)移民與城市化的全面認識，也為學術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參考，對于理解和應對當代移民與城市化問題具有積極意義。

轉型視域下的城市與移民發(fā)展

文/王欣

一、引言

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中國經濟轉軌與社會轉型取得顯著成效，城鎮(zhèn)化水平大幅提升。但受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影響，資源大量向城市集中，鄉(xiāng)村長期處于邊緣地位。

不斷加大的城鄉(xiāng)差距也改變了人口的空間布局，大批人群自發(fā)從落后地區(qū)流向發(fā)達地區(qū)、從鄉(xiāng)村涌向都市，數量龐大的移民群體既推動了流入地的城市化進程，也給當地的公共治理與社會秩序帶來挑戰(zhàn)。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有關移民與城市化的問題始終是各學科關注的焦點，人文地理學從宏觀角度出發(fā)，討論移民流動之于城鄉(xiāng)地理空間形塑的意義，聚焦于空間內部的經濟關系與環(huán)境資源等方面。

人口學主要基于人口統(tǒng)計資料與動態(tài)監(jiān)測數據，分析城市化背景下人口流動的趨勢、機制以及人口在城市中的空間分布效應等。

人類學則主要關注移民長期習以為常的鄉(xiāng)村生活方式如何轉換為都市生活方式，以及移民多元文化共存與社會融合等問題。

著名人類學家周大鳴教授是中國都市人類學領域的先行者，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周大鳴教授就已指出鄉(xiāng)村都市化并不是城市化的終結而是城市化的起步，并認為中國城市化需經歷村的集鎮(zhèn)化、鄉(xiāng)鎮(zhèn)的市鎮(zhèn)化、縣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國際化幾個階段。

在多年耕耘珠三角研究的基礎上，周大鳴教授及其團隊在2023年出版了《珠三角移民與城市化研究》一書，并提出了一個新的議題——中國正在從一種相對封閉的地域型城市社會向多元開放的移民型社會轉變。而“移民型社會”這一概念也成為貫穿全書的關鍵詞。

該書共分為三編，第一編介紹了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簡要情況，如主要的族群與文化、人口遷移的數據、改革開放以來外來人口政策的變遷等。第二編直入主題，對珠三角地區(qū)的城市移民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城市新移民”這個概念，并分析了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社會融合程度以及經營性移民在城市中的社會流動。

同時第二編也融入了全球視野，分析了珠三角地區(qū)的一個非洲人群體——在穗非洲導購是如何通過中介身份成為兩國經濟來往的橋梁，并探討了“社團”這一種新的移民模式產物。

第三編梳理了珠江三角洲自秦朝到清朝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過程、移民歷史和城鎮(zhèn)化歷史，歷史上各地移民的遷入，為珠三角地區(qū)帶來了異地思想文化、生產技術和生活習俗，這些文化與嶺南文化交融形成了多元包容格局。

同時，珠三角地區(qū)大量移民的遷入催生了“二元社區(qū)”，在描述“二元社區(qū)”的形成及變遷過程、內部沖突，并分析“二元社區(qū)”走向社區(qū)融合發(fā)展趨勢和所面臨的阻礙的基礎上，引入了一個都市人類學研究的新視角——“城市活力”，并討論了移民對于城市活力的貢獻以及城市如何通過接納移民提升活力。

全書內容緊湊，緊緊圍繞“移民”、”城市化”這兩個關鍵詞層層遞進，為我們展開了一幅珠三角地區(qū)人口與城市化發(fā)展的全面圖景。

二、城市轉型與移民發(fā)展

城市轉型背景下的移民發(fā)展是一個復雜而又關鍵的問題，對于移民群體和城市建設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周大鳴教授對珠三角地區(qū)的移民問題已投入了多年關注，他在珠三角地區(qū)進行鄉(xiāng)村都市化研究時，將目光聚焦于該地大量的外來移民，而這群外來移民背后蘊藏著中國移民問題的特有機制。

（一）城市轉型與移民社會構建

城市是人類社會權力和歷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種最大限度的匯聚體，它象征著人類社會中種種關系的總和，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曾在《城市文化》一書中指出，城市“既是神圣精神世界——廟宇的所在，又是世俗物質世界——市場的所在；它既是法庭的所在，又是研求知識的科學團體的所在”。

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城市文明史，許多學者從歷史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城鎮(zhèn)的市場體系、社會結構、城市發(fā)展歷程。而周大鳴教授從一個新的視角切入，提出了中國城市發(fā)展的另一種思路：中國過去的城市是建立在一個地域社會之上的地域型城市，現如今正在向一種移民城市轉變。

我國曾長期是一個農業(yè)型社會，以農為主、以土為生的人不愿意放棄自己的土地遷移到別的地方，傳統(tǒng)中國的人口政策又比較保守，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戶籍制度更是對人口的自由遷移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于是在沒有外部威脅的情況下人們傾向于在一方土地上繁衍生息，地域型社會便建立在這種地域文化基礎之上，傳統(tǒng)城市也孕育于地域型社會中。

城市社區(qū)的轉型是伴隨著“移民時代”而到來的。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土地政策、戶籍政策和產業(yè)政策進行調整，人們不再被困在土地里，經濟發(fā)展不景氣的地區(qū)的人迅速流向發(fā)展景氣、經濟機會更多的地區(qū)。

人口在各地之間頻繁流轉，我國也從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走向現代的工業(yè)社會。珠三角地區(qū)化身改革開放的實驗地，乘著政策加持之風，工業(yè)化發(fā)展迅速，就業(yè)需求和就業(yè)機會大大增加，形成了一股吸收外來移民的拉力。

通過對廣東東莞虎門的田野調查研究，我們可以看到，自從1981年虎門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之后，農村勞動力得到解放，各種“三來一補”企業(yè)和村集體企業(yè)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由此造成的“用工荒”吸引了大批農民工的到來，拉動了當地的經濟發(fā)展，90年代的虎門便已經開始往小城市的形態(tài)發(fā)展。

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虎門面臨產業(yè)結構轉型和社會轉型，設立民泰社區(qū)吸收新莞人落戶虎門，順應都市化發(fā)展，2014年，虎門成功撤鎮(zhèn)設市設區(qū)?，F今從總體上看，珠三角地區(qū)移民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本地原有的人口。

我國開始進入城市化快速增長的時期，中國的城市也進入了一個轉型期。

地域型社會的一個特征是居民是以周邊的農村移入城市為主，而現在大量非城市周邊農村的外來人口涌入城市，移民的來源具有多樣性和多元性，人口結構越來越異質化。這也是周大鳴教授提出深圳、廣州這種沿海城市已經進入了移民社會的原因所在。

（二）移民發(fā)展與社會融入

有關移民的研究，從19世紀開始就逐漸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部分，根據不同的目的和視角，“移民”的界定和范圍有著不一樣的原則。

近年來，人類學家對移民的研究逐漸突破原有的城鄉(xiāng)二元對立思維和移民的歸類問題，將關注點集中在移民群體本身的復雜性和分化性上，將移民作為一種社會發(fā)展方式，即經由移民所帶來的經濟、文化和社會重構。

這種視角兼采微觀與中觀層次，從移民本身出發(fā)，由群體互動深入到社會結構。R.卡亨也從過程論的角度提出，移民是一種文化向另一種文化進行整體流動。

珠三角地區(qū)作為中國經濟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之一，吸引了大量外來移民。

這些移民來自全國、乃至全球各地，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和生活條件。無論是在城市形成的初期，亦或是在城市發(fā)展的各個階段，城市的發(fā)展都離不開移民。移民同樣也離不開城市，這個群體需要依靠城市的環(huán)境來實現其各種各樣的主體訴求。

城市轉型通常涉及城市化進程、經濟發(fā)展和社會變遷，這些因素對于移民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珠三角地區(qū)在轉型過程中帶來的信息資源流動和城市發(fā)展，給移民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挑戰(zhàn)。

城市社會在轉型，城市中的重要群體——農民工也在轉型。以往人們一提到農民工，往往會想到他們是一群來自貧困鄉(xiāng)村、在城市工地上辛勤勞作的勞動力。然而，事實上農民工群體的構成非常復雜。他們不僅不再都來自鄉(xiāng)村，而且已經分化為不同的社會階層，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掌握一定資本的業(yè)主。

為了更準確地描述這一群體，周大鳴教授引入了“城市新移民”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不僅加深我們對社會發(fā)展方式的理解，并且可以推導城市新移民“社會融入”的視角。

三、城市轉型中的移民文化適應與社會融入

移民進入移居地之后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適應并融入新的社會，適應包括以語言、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為主的文化適應，和進入移居地社會的社交團體、組織機構活動和一般公共活動的社會適應。

與此同時，移民的在地經歷、移民與主流社會的關系也成為社會科學者討論的重要話題。

轉型過程中的城市由于接收了大量移民，來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將各自的文化帶入當地，城市里面的文化向多元化發(fā)展，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勢必會給城市新增許多挑戰(zhàn)和障礙。城市在經歷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也伴隨著文化轉型以及相應的文化調適。

在文化與社會適應方面，面臨著以下突出的問題：

第一是城市中人們公共資源的平等享用問題，不同身份的人在城市中享用的待遇也不同，例如不同的戶籍類型關系到居民在城市中如醫(yī)療、教育、就業(yè)等相關權益，珠三角地區(qū)的移民大多來自周邊農村和外省農村地區(qū)。

外來人口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轉為當地戶籍，而很多外來人口往往無法滿足這些條件，導致他們無法享受與當地戶籍居民相同的權益，難以真正融入當地社會。

第二，人口加速流動后擴大了人們的通婚圈，家庭來自不同地域的成員因為各自文化背景、風俗習慣不同而很可能產生觀念上面的矛盾，從而導致家庭結構不穩(wěn)定、離婚率上升。

第三，在城市轉型過程中會出現類似于地域歧視或傳統(tǒng)道德倫理弱化等文化不適應問題，人們常常對某一個地方的人存在刻板印象，例如廣東的某些企業(yè)在招工的時候明里暗里表露出對某些省份的人的嫌棄。

而一些當地居民對外來移民持有偏見和歧視，認為他們的到來搶走了當地人的工作機會，還認為他們的存在危害到當地的安全，導致兩方緊張局勢的產生。

第四，移民社會中的人際關系更為復雜，語言、思想觀念等的不統(tǒng)一會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產生隔閡和糾紛，外來人口既要處理外來人之間的人際關系，也要處理本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的關系。

第五，移民城市中的族群關系更為復雜，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變得更加困難，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相處也同理。在城市里面，不僅是地域性人群更加多元復雜，各民族雜居在同一個地方，一旦發(fā)生矛盾，涉及到民族、文化、權利等因素，處理起來更加棘手。

因此，珠三角地區(qū)的城市化進程是發(fā)展與危機并存的進程。

外來移民在珠三角地區(qū)常常遭遇身份認同的困境，這導致他們難以完全融入當地社會。這一問題主要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外來移民在珠三角地區(qū)受到與本地居民的文化、語言、習俗等方面差異的限制。雖然普通話已在全國普及，但許多本地人還是習慣于在日常生活中用方言交流。

而一些從小生活在農村地區(qū)的外來移民因為各種因素，接受的教育有限，普通話在偏遠地區(qū)的普及力度也不大，導致許多外來移民只會說當地方言，甚至聽不懂普通話，這導致本地人與外來移民在日常溝通上面出現困難。

這些差異使得他們與本地居民之間存在溝通和理解的障礙，從而加大了他們融入社會的困難。無法很好地適應當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使得他們往往感到孤立和排斥。

在這個陌生的環(huán)境中，他們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圈子。一般來說，血緣和地緣是外來移民重要的社會聯系紐帶，日常交往的對象是同鄉(xiāng)好友或同學。絕大多數人無法與本地人交朋友，語言不通，無法進入本地的社會圈子。

其次，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與法律和制度上的限制有關。在珠三角地區(qū)，外來移民通常享受有限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他們往往無法獲得與本地居民相同的權益和待遇。

這種身份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進一步加劇了外來移民與本地居民之間的隔閡，導致他們難以融入移居地社會。此外，外來移民在就業(yè)和居住方面也面臨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利待遇。

一方面，外來人口常常被用低廉的價格雇傭，從事一些體力勞動或低技能工作。他們往往面臨著低工資、長工作時間和勞動條件差等問題，無法得到更好的發(fā)展和提升機會。

另一方面，由于房屋和戶籍政策的限制，他們往往被迫居住在城市的邊緣地區(qū)或者是不合法的住房，并且難以享受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便利，這群人實際上是從一個位于中國行政區(qū)劃中的農村邊緣地區(qū)到了一個城市的邊緣地區(qū)。

正是因為上述原因的存在，甚至導致了城市中“二元社區(qū)”的形成。外來移民抱著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來到大城市，想要實現向上流動的愿望，但是不熟悉的環(huán)境、低廉的價格和惡劣的生存條件給了他們重重一擊，很多外來移民都認為，相較于移居地，自己的家鄉(xiāng)無論是生活舒適度還是自由程度都更好。

人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主體，當我們看到移民身份認同與社會融入困境的同時，也要看到移民的主體性實踐。

隨著現代化的發(fā)展，外來移民也越來越重視自身利益和發(fā)展空間，移民的文化調適行為已經融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并通過一系列生存策略表現出來，尤其是新生代青年移民群體。相較于初代農民工表現出來的扎根工廠、低流動性的特點，青年農民工卻更為頻繁地更換工作。

我們不禁會疑問：青年農民工為什么頻繁更換工作？書中多從農民工的主觀感受出發(fā)，給出了諸如缺失幸福感、公平感等原因。

但為什么面對工作困境的青年農民工更容易做出轉工行為？周大鳴教授在調查中也發(fā)現青年農民工普遍認為初代農民工更能忍，即使遭受拖欠工資等不公正待遇仍不愿離職。

其實兩類人群的離職意愿也能反映出他們對城市文化的接受程度，傳統(tǒng)地域文化與轉工觀念天然具有排斥性，對土地和地緣關系的依賴限制了農民流動意識的形成，使得“落葉歸根”的觀念深入人心，表現為只要在一個地方扎根下來并與周圍人建立起穩(wěn)定聯系，便不愿再流向他處。

初代農民工雖然迫于生計進入城市，但他們始終與家鄉(xiāng)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大多數人甚至于頻繁在城鄉(xiāng)間進行鐘擺式的移動，并不渴望融入城市。因此他們受固有文化觀念的影響頗深，傾向于追求穩(wěn)定的工作，不愿意離開擴大了的“熟人社會”。

青年農民工由于從小就接觸或是生活在城市，對城市的歸屬感較強。并且他們希望通過適應個體化、流動性的生活方式，盡快融入城市。與父輩一代相比，當感知到自身權益收到侵害時，他們更容易采取轉工行動作為自我保護與自我實現的方式。

社會融入對于整個社會的意義是極其重要的。對于移民來說，社會融入是他們實現階級跨越的一個充分條件，可以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新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在此基礎上獲得更多的機會和資源以實現資本積累和后代發(fā)展。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社會融入還可以促進社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發(fā)展，通過接納和尊重移民群體的文化、語言和習慣，使得移居地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化和充滿活力，從而進一步推動當地的進步和發(fā)展。

四、結語

《珠三角地區(qū)移民與城市化研究》是周大鳴教授對于珠三角地區(qū)移民問題和城市化問題多年研究的豐富成果。本書呈現了他對都市人類學領域的深入思考和對移民發(fā)展模式的學術反思。

這本書的出版不僅是周大鳴教授對都市人類學研究的心路總結，更為今后中國的都市研究樹立了一個標桿，將對物的關注轉移到對人的關注。

因為政治經濟與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城市化并非真正的城市化，城市化本質上是“人的城市化”。2013年黨和政府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zhèn)化道路，就是追求以人為核心的城鎮(zhèn)化。

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里進一步做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農業(yè)轉移人口市民化。黨的二十大更是將“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寫入報告。

周大鳴教授通過對移民生活的觀察和探討，將人類學的學科視野應用于移民城市發(fā)展過程，以人類學的學科關懷聚焦于異質性的移民群體，真正體現了社會科學者心系社會、服務社會的大家風范。

正在進行時的珠三角都市圈

文/彭橋楊

珠三角歷來就是文化交匯之地，它是嶺南文化的核心地帶，承載著嶺南文化獨特的流動性。

改革開放后，珠三角城市群擁有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制造業(yè)和現代服務業(yè)，是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口最聚集、綜合實力最強的城市群之一。

周大鳴是首先提出要關注珠三角城市化與城市新移民的學者之一。他與其團隊將近年來對相關領域的研究集結成書，名為《珠三角移民與城市化研究》，于近日出版。

本書立足中國的城市從地域社會到移民社會轉向的大背景之下。

傳統(tǒng)的城市是基于地域社會形成的地域城市：人口主要由周邊農村遷入，因而常以某一方言群體為主體，其方言往往成為該城市的強勢語言，這類城市同時是行政區(qū)劃的中心。

而隨著中國卷入工業(yè)化與城市化的進程，戶籍制度也無法阻擋的移民潮出現。這推動了城市社區(qū)的轉型。中國的城市在這一時期從相對封閉的地域社會逐步向相對多元的移民社會轉型。尤其對于諸多的沿海城市來說，它們已經進入到了移民社會。

本書的第一部分在學理上論證了上述的社會轉型，通過對人口遷移數據、人口政策的分析，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的農村如何告別鄉(xiāng)土、向城市社會轉型，最終形成了開放、流動、多元的珠三角都市圈。

本書的第二部分則是聚焦于“人”，即珠三角城市中的各類新移民群體，包括農民工、經營型移民以及在穗非洲中介商，關注他們在新城市的流動策略、社會融入與其他主體性實踐。

這是本書最具華彩的部分，因為該部分的內容主要來自田野調查，展現了人類學方法在城市研究中的優(yōu)勢，在文字的背后使讀者看到了一個個生動的人。

移民社會之上的移民城市雖然充滿了活力與機遇，在轉型中也面臨著許多挑戰(zhàn)與問題。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次群體間的認同與排斥等等，而家庭作為一種核心社會制度也受到了沖擊。

本書的第三部分便是著眼于此，一方面闡述了移民如何推進都市化進程，另一方面討論本地人與外地人分而形成的“二元社區(qū)”。后者的討論尤其具對現實的關懷與人本主義的價值取向。

全書落腳于用人類學的視角重新理解城市活力與城市發(fā)展，令人深省。

作者認為我們更應關注不同的移民群體的融入與發(fā)展，而不是冷冰冰的經濟數字?？偠灾@是一本關注珠三角城市化與移民的扎實、豐富的研究合集，既有對歷史的縱向梳理，也有對現實的深入剖析。

然而，筆者雞蛋里挑骨頭，仍想列兩點遺憾與建議。

其一，全書未能提出一個或幾個清晰的研究問題。雖然讀者可以很容易得提煉出一些關鍵詞，但不同文章之間并沒有共享清晰的問題意識。

其二，本書展現了珠三角城市新移民的多元樣貌，但受限于篇幅，還有一些移民群體，如作者一筆帶過的“智力型移民”，未能討論。若能對所有移民群體進行劃分、采樣、再比較，相信會對我們理解珠三角新移民的不同群體與整體都有更多的助益。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qū)戰(zhàn)略的提出，珠三角城市又進入了新的篇章，學術界依然需要不斷跟進與迭代，為珠三角城市與居民的發(fā)展提供智識上的支持。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責編 | 吳小攀編輯 | 孫旭歌校對 | 朱艾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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